利用两次战争，外国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也顺势进入开始蚕食中国经济。在航运方面，除了沿海航运，外国资本还逐渐控制了长江航运，甚至企图查收中国的漕运，这可是中国政府的运粮航道，粮食的运输路线绝对不能落到外国人手中，因此，1872年，中国政府成立了轮船招商局，以保护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外国资本在水上一争雌雄。

　　当时在长江流域，有三家最强的外资轮船公司，处于老大地位的是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其它两家公司的英国的太古轮船与怡和洋行投资的华海轮船公司。一看到中国人设立的轮船招商局进入市场，这些外资企业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很常用、很有效有很弱智的对付竞争对手的办法——大降价。根据《招商局史（近代部分）》资料，从上海出发的运费降价的幅度如下图所示∶

　　但这些企业忘了，即使他们有市场垄断权，但他们也绝无能力与一个国家的财政与权力抗衡。

　　漕运只准轮船招商局负责，绝对不准外国企业染指，以此巩固了轮船招商局的现金流。在轮船招商局背后，还有中国政府的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这就像比赛在水中的憋气时间，而参赛的中国队使用了氧气瓶，结果可想而知。在这种“杀人三千，自损一万”的比赛中，三家外国轮船公司输得非常惨，而体型最强大的旗昌轮船当然就是亏损最厉害的那一家了。在1871年底，面额100两的旗昌股票，市场价高达188两，但到了1876年冬，每股价值仅剩下57两，红利也从12％以上下降为7％。其它两家外资轮船企业在这场商战中也损失不小。

　　轮船招商局不仅抵御住外国轮船公司的降价挑战，而且利润不断增加，到1876年资本总额达到2123457两，还开设了仁和保险公司为招商局的部分船只提供保险，创办了开平煤矿提供船运燃料，实力大增。

　　旗昌开始放出风声拟出售其企业，也通过中间人与轮船招商局商谈，旗昌轮船也可以选择卖给与他们在商战中合作的太古或怡和，但他们却选择了竞争对手轮船招商局作为出售方，推测起来原因如下∶

　　2.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战后投资机会剧增，特别的铁路收益丰厚，铁路成为运输领域的投资新宠；

　　3.其它两家外资轮船公司在商战中也资金吃紧，未必特别有实力购买旗昌这么大身量的企业；

　　4.旗昌公司有一批中国股东，比如阿润、昌发、顾丰盛、王永益等，他们肯定认定政府比任何企业或个人有经济实力，会怂恿董事会首先向有政府资金背景的轮船招商局出售公司；

　　后来，旗昌的老板亲自来找数据，表示要“自愿减让迁就”，全部产业减为222万两白银，其中200万两为旗昌船队和旗昌在上海的栈房、码头、船坞以及其它各项资产的作价，22万为旗昌在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的码头及洋房、栈房的作价，并同意先收100万两银圆，其余欠款分年偿还。具体出售的资产内容如下表所示∶

　　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之一徐润在其他负责人盛宣怀、唐廷枢不在本地的情况下，马上答应了旗昌的要求，并且如约付了2.5万元的定银。盛宣怀、唐廷枢得知后大喜，坚决支持徐润的决定，剩下的就是争取筹集首笔付款100万元的事情了。

　　盛宣怀、唐廷枢、徐润三人以李鸿章的名义找到沈葆桢要钱，沈葆桢一开始态度还有些游移，盛宣怀马上发挥他的好口才，说如果招商局不要，旗昌必然向太古轮船及怡和出售，这必然给招商局为了的经营造成极大的困难。此外，盛宣怀还耍了一个小聪明，说只要先给100万元，剩下的122元他们自己想办法筹措。

　　事实上，轮船招商局毕竟是官督商办的企业，这三人实现已经做了很多情报工作。在沈葆桢表示手头资金有困难时，他们马上指出了在哪几有多少钱，调配一下马上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沈葆桢以其睿智已非常明白收购旗昌轮船的重要性，马上就做拨款决定，内容如下∶江苏藩司粮道及江海关库银50万两，浙江、江西各拨款20万两，湖北拨银10万两，于1877年3月1日前交轮船招商局。由于这一果敢英明的举动，轮船招商局成功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开启了轮船招商局的一个新纪元。

　　1.大大增强轮船招商局的实力，获得16艘轮船，取得一批优良的码头、栈房；

　　2.因为轮船的增加，保险问题可以自行由轮船招商局下属的保险公司解决，而原来需要找外国保险公司投保，费用极高，这就大大降低了轮船投保费用；

　　3.轮船招商局的远洋航线后来被扩展到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开辟了许多新航线.旗昌的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也成为轮船招商局的宝贵财富。

　　十九世纪十七年代，轮船招商局成功美国旗昌轮船，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一次伟大胜利，它可能算不上MBA的经典案例，但却是是中国商人的一次伟大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