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习于礼者：传统婚礼仪式专家的知识传递与当代实践》，何斯琴著。摘选自《中国文化论衡（总第12期）》，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张伟主编。

　　近年来，传统礼仪研究方兴未艾，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新时期的传统礼仪研究坚持跨学科研究的取向，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之下来认识礼乐文明，强调将“礼仪”置于中华文明演变的语境之中，探讨“礼仪”的生成机制、文化逻辑与独特性，并思考传统礼仪所蕴含的理论价值与普适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试图从中找到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资源。其中，传统礼仪实践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颇受关注。历史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都强调礼俗互动以及当下与历史的对话，在史籍考辨的基础上，搜集整理民间礼书等民间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探讨传统礼仪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了礼仪实践的社会治理价值。

　　对仪式专家的考察被学者们视作理解礼仪如何影响普通民众和基层社会的关键。通过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已有研究在典章制度文献、历代士大夫记述所编织的礼仪话语的缝隙间，关注礼仪实践，描绘了特定历史时期礼仪实践中仪式专家的丰富面相，呈现了当代民间社会仪式专家的知识传承和礼仪展演实践，揭示了礼俗互动的复杂过程。对传统丧祭礼中的仪式专家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对传统婚礼仪式专家的关注则较少。基于对河北、山西、福建等地的田野调查以及相关文献尤其是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本文尝试以历史民俗学的视角，对传统婚礼仪式专家的历史变迁做初步探讨，梳理传统婚礼实践中仪式专家的类别与特征，分析其在当代发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礼仪实践中仪式专家所具有的社会治理价值。

　　仪式专家（ritual specialist）是仪式研究领域常用的一个学术用语，一般指参与仪式展演实践之中、引导仪式进行、具备且谙熟特定仪式知识的人。在民众生活的诸多礼仪以及信仰实践中，都有着他们的身影。在民俗生活中，礼仪实践是整体性的。在某些方面以及某种程度上，传统婚礼实践与其他礼仪实践、信仰实践共享一套文化机制。传统婚礼仪式专家并不能独立于中国传统礼仪实践仪式专家的整体之外。因而，基于已有研究，对中国传统礼仪实践仪式专家的特征进行整体性梳理，是探讨传统婚礼仪式专家源流、特征以及变迁的基础。

　　传统礼仪实践中的仪式专家群体已见诸不少中国社会文化研究论著。已有研究中既有历史考察，也有当代田野调查，在空间上，则对闽西、珠江三角洲、徽州、晋东南、台湾等诸多区域社会的礼仪实践的仪式专家群体有着较充分的探讨。关于传统礼仪实践中的仪式专家，学界形成了以下认识。

　　第一，在中国传统礼仪实践中，承担赞相礼仪职能的礼生是重要的仪式专家。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在引导王朝礼仪，特别是祭祀礼仪中，“礼生通常是其中最为重要乃至唯一的礼仪专家群体”。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礼生群体的身份、地位有别，也有职业与非职业之分，其中既包括了以赞相礼仪为专职的礼生，也包括了在具体的礼仪实践展演中承担了引导、赞相礼仪之职能的其他人士。无论如何，礼生的基本职能是赞相礼仪。

　　第二，在宋代以来“礼下庶人”的历史进程中，礼生则渐渐成为民间社会礼仪实践的重要仪式专家群体。相较于王朝礼仪中的礼生，民间礼生有着更为复杂的知识构成和实践样态。民间礼生通常由识文墨、通礼仪者充任，其基本技能包括写、唱、念、做、术等，有一整套庞杂的知识体系。民间礼生谙熟礼仪，能够熟练准确唱赞引导礼仪，会书法，粗通诗词、联语，懂相术、合婚，会阴阳风水，热心于公共事务。民间礼书是礼生的参考文本，也是礼仪知识传递的媒介，涵盖了礼仪实践所需的各类知识。在乡村社会中，既有将礼生作为职业的人，也有将礼生作为角色的人。不同地区对礼生的命名也有所不同。礼生群体的传承并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向所有谙熟礼仪者开放。总之，在乡村礼仪实践中，民间礼生长期赞相礼仪，谙熟礼仪展演的方方面面。他们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还是编剧，参与礼仪的创制、传播、操练与表演。礼生的职能不限于赞相礼仪，还包括策划整个仪式活动，代村民张罗日常生活中的礼节应酬。

　　第三，礼生是沟通士大夫文化与地方文化、王朝礼制与乡村习俗之间的文化“中介”，是“礼仪下乡”“文化合成”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宋代以来，在儒家礼仪不断向民间推行、渗透的过程之中，民间礼生起到了沟通礼俗的关键作用，影响深远。宋代以来的民间礼仪实践是不同仪式传统“杂交”、相互影响的过程，其不仅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更具有自下而上的主动选择性。

　　民间礼仪体系与王朝礼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礼生主要认同于王朝礼制；另一方面，民间礼仪体系与王朝礼制有着礼仪结构的同构性。民间礼仪文本和实践往往直接援引、搬用官方文献，但是礼生对王朝礼制和儒家的认识流于粗浅，对不同礼仪传统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民间礼仪实践及其知识体系内容丰富、复杂，并不是对官方礼仪和相关文献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多元礼仪传统的混合体，或者说是对不同礼仪传统的挪用。在儒家礼仪系统之外，带有巫术之风、术数传统，以及佛道色彩的另一些礼仪专家同样在民间社会的礼仪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宋明以来礼俗的不断交汇下，这些深植于民俗生活之中的礼仪专家，与渊源自儒家礼仪传统的礼生，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互动，共同塑造和构成了民众生活中的礼仪实践。在民间礼仪实践中，礼生、道士、风水先生等民间社会的习于礼者常常出现在同一场合，或者集诸多仪式专家角色于一人之身。

　　传统婚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礼仪制度、儒家思想和民俗生活互动的产物。礼俗互动铸就传统婚礼亦礼亦俗的文化内涵，以及既庄重又喜庆热闹的风格。传统婚礼既传达着儒家人伦观念，又承载着民众趋吉祈福的心愿，体现了人生过渡的仪式内涵。作为传统礼仪实践的一部分，民间社会的传统婚礼实践也是多元仪式传统的混合体，繁杂的礼仪需要具备专门知识的习于礼者参与仪式展演，承担引导赞相之责，张罗礼节应酬。考诸史籍，传统婚礼仪式专家也有着亦礼亦俗的丰富面相和复杂构成。礼生、阴阳先生等来自不同传统礼仪系统的仪式专家，以及其他习于礼者都参与到传统婚礼实践之中。其中，女性仪式专家尤为突出。

　　传统婚礼是一个漫长的仪式过程，包括议婚、订婚、成婚等诸多环节。《仪礼·士昏礼》在后世的礼典制作、文人礼书撰作中，起到了典范作用，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礼仪结构和框架。在《仪礼·士昏礼》中，往来于双方家庭之中的媒氏、使者，在婚礼仪式中赞唱引导的赞者、摈者、执事等，以及引导女方新人的姆，贯穿整个婚礼始终。婚礼之中使者、摈者、赞者、祝等角色，与《仪礼》其他篇目之中的设置相同，都起着引导、辅佐、赞相礼仪的作用，承担着仪式专家的职能。《仪礼·士昏礼》中的女性礼仪专家“姆”的设置则是独有的。“姆”是陪伴在新娘身边的年长女性，在《仪礼·士昏礼》出现了四次。在成婚之礼中，姆一路陪伴出嫁女子，从出门直至入房。郑玄、贾公彦皆认为，姆是教女以妇道之人，教导应行之礼。根据《礼记·内则》，姆不仅出现于婚礼之中，也陪伴在周代贵族女子生活的不同阶段。在后世，姆逐渐剥离了贵族女子陪伴者的角色，逐渐演变成传统婚礼中的女性仪式专家，承担赞唱引导礼仪的职能。

　　在宋代以来“礼下庶人”的进程中，国家礼制、文人礼书都对婚礼仪式专家进行了设置。司马光《书仪》中的“婚仪”以《仪礼·士昏礼》为基本构架，也承袭了其中关于礼仪赞相者的设置，使者、赞者、摈者、姆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角色所行使的职责，与《仪礼·士昏礼》相较，只有繁简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为了简便并因应士庶实际，司马光《书仪》中的使者、赞者、摈者、姆、祝等都是由谙熟礼仪的亲戚子弟或妇女担任。后来的文人礼书如《朱子家礼》《文公家礼仪节》《文公家礼会通》等大多遵循司马氏对婚礼的设置，以简便和谙熟礼仪为原则，择亲戚子弟习于礼者引导赞相礼仪。同时，宋明家礼著述多处提及由亲戚妇女习于礼者担任赞者之职，以引导婿、妇行礼。明代汤铎在《文公家礼会通》中，则明确提出“女赞”的称呼。另外，相较于《仪礼·士昏礼》，在宋明家礼著述对婚礼的规范中，女性仪式专家出现的仪式场合大大增加，贯穿始终。姆的职能不仅限于陪伴新娘引导礼仪，还扩展至唱赞等仪式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