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英国隆重举行了维多利亚女王加冕50周年纪念日的活动。维多利亚时代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代，但也是危机四伏的年代。

　　英国历史作家、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彼得·阿克罗伊德会在其所著的《君临天下：走向鼎盛的日不落帝国》（英格兰史六部曲之五）一书中，不无嘲弄地描绘了维多利亚女王的50周年纪念日活动。

　　英国当时已经在为爱尔兰问题头疼。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不到10年，1845年，处于英国统治的爱尔兰出现严重的土地歉收。女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英国的国家政策轮不到她操心，但英国政府在对待爱尔兰缺粮问题上的做法却注定要她“背锅”。爱尔兰当时以土豆为唯一食物，土豆歉收如果不加处置，就必然要引发严重饥荒。

　　《君临天下：走向鼎盛的日不落帝国》书中谈到，“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总是表现出一种狡猾的无知，在这次大饥荒中尤其如此”。英国政府的领导人当时笃信自由贸易，对于调运粮食救援爱尔兰缺乏积极性，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歉收还没到完全灾难性的程度”。

　　爱尔兰之所以在19世纪40年代上演剧烈灾荒，很重要的原因是该国的租佃制度，田地层层转包，这种复杂的转包关系也必然不同于地主与直接承租田地的佃农的关系，前者不可能引发同理心，以及基于长远眼光的救济。在爱尔兰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当地还在大量出口本就严重不足的牛肉、猪肉和羊肉，因为在英格兰，这些肉类产品的价格更高。

　　爱尔兰大饥荒一直持续到1850年，至少造成一百万人死亡，也使得同等数量的爱尔兰人移民北美。美国46位总统中23位有爱尔兰血统，包括现任总统拜登，以及肯尼迪、布什等。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19世纪以来，英国王室只是英国政坛排名很靠后的配角，女王更是如此，完全不可能左右政府的政策。但女王本人以及王室其他重要成员，并没有运用本人的影响力发动诸如赈济，推动援救等政策议程、社会活动议程。

　　维多利亚女王的超长任期内，英国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彰显霸权，残暴掠夺；数次造成直属领地、殖民地大饥荒，大量平民惨死；英国政府在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女性社会活动分子等群体激烈争取民主、自由过程中长期采用高压手段......如此种种，她总是安稳地坐于王座之上，不发一言。

　　所以，哪怕到了1887年，爱尔兰人对于英国政府、王室特别是女王的愤懑，是绝无可能消逝的。这种情绪可等同于几个世纪以来，波兰等东欧国家的民众对于其强大邻国带有的警觉、排斥和厌恶，甚至很多时候这样的负面情绪的生发，毫无逻辑可言，却仍不失其情理所在。

　　爱尔兰人不畏牺牲，一直在向维多利亚女王统御下的英国政府争取自治权利。为了避免出现让英国政府和王室大跌脸面的极端性冲突，女王的50周年加冕纪念日活动甚至不允许其间举行其他主题的政治活动。《君临天下：走向鼎盛的日不落帝国》书中写到，“当时（英国）公众的不满情绪还相当普遍。这位小老太太坐着敞篷马车，穿过伦敦的街道来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她被皇家卫队、17位亲王、从巴腾堡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近亲以及无数的当权者簇拥着……她要做的事情越少，她的生活离臣民越遥远，她就越受到赞美。”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从朴素意义上的工人暴动，到经由科学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工人社会主义浪潮，工人、工会都是重要的政治角色。正如《君临天下：走向鼎盛的日不落帝国》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前期的工人抗议，其实更多意义上出自纯粹的经济维度，也就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急速增长，但工人劳动环境变得更差，收入水平却没有得到响应的提高。当时的英国工人也已经意识到自己没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以及空间。

　　应该指出的是，英国工人乃至跨越更多中低阶层的民众在19世纪初到19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抗争，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得到任何积极回应的，被轻视、被蔑视、被无视，但这些都绝非没有意义。这些抗争在当时的受挫，很大程度上与英国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释放，以及第二波和第三波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拉开有关，英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外加对外可谓无坚不摧：不论是奥斯曼帝国、清帝国，还是沙皇俄国，都不是其对手——这就使得英国国民确实强化了跨越阶层的爱国主义，以及基于利益而对不完美现状的容忍。

　　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得以推进。曾经的反改革斗士、经济学家格莱斯顿四度出任首相，他将工人视为民主的理想化参与者，而非威胁，为工会的合法化运作创造了条件。格莱斯顿还成为了文官制度和兵役制度的改革者。格莱斯顿致力于用改革而非的方式，来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并且坚决谴责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残暴。但如《君临天下：走向鼎盛的日不落帝国》所说，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其亡夫的政治眼光，因而并不待见格莱斯顿的种种努力。

　　尽管如此，在对男性工人群体作出赋予普选权的让步后，面对19世纪末再度剧烈的工人运动，面对女性工人提出的普选权诉求，自封为人民的女皇的维多利亚，依旧保持着沉默。格莱斯顿出台了一系列和缓矛盾的政策，包括《雇主责任法案》，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19世纪90年代，英国被动地卷入了两次布尔战争。战争初期损失惨重。尽管1897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六十周年庆典上，几乎欧洲各国的王室、政要悉数捧场，展现出和蔼可亲的老祖母以下子侄辈、孙子辈萦绕四周，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但那些来自英国以外的王室成员、政客代表，已经不再那么敬畏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