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案，明宫三大案之一，最为扑朔迷离。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一男子张差欲以梃（木棍）刺杀皇太子朱常洛。

　　朱常洛出身卑贱，他是万历皇帝偶然临幸的宫女所生。其生母是李太后慈宁宫中的一王姓宫女，因为皇后王氏、昭妃刘氏都无所出，李太后盼孙心切，逼迫原本忌讳此事而不敢承认的万历皇帝认子归宗，朱常洛虽是长子，但一直得不到万历的喜爱。

　　而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郑贵妃育有二子，皇二子朱常溆早夭，皇三子朱常洵甚得万历皇帝的喜爱，有意立其为太子。

　　但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立嗣当立嫡，无嫡则立长，所以朝臣普遍支持皇长子朱常洛，太后、皇后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万历皇帝不断拖延，迟迟不立太子，直到朱常洛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还未就学读书，引起朝臣的大规模上书抗议，虽然处分了大批皇长子的支持者，据载，因为此事万历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地方官员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这就是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但东林党也支持朱常洛，使得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万历皇帝被逼于万历二十九年，下诏立朱常洛为皇长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但在郑贵妃的枕头风下，朱常洵迟迟未能就藩。

　　万历三十一年，朝野上下传出谣言说万历皇帝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万历三十九年，太子生母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追谥其为贵妃，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万历四十一年，又有传言说郑贵妃将要谋害皇太子，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但万历还是不为所动。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名中年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将守门太监打伤，闯进门内，后被太监们捉住。第二天，太子朱常洛将此事报告万历，万历下令司法部门进行审问，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报告，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审问。

　　万历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报告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因为所积柴草被人烧了，一气之下疯癫病发作。四月份进京告状，碰判两个不知名的男人，让他拿着棍子诉冤，于是从东华门入宫并来到太子的慈庆宫，按律应该判斩立决。

　　此事似乎可以结案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事情不简单，有人在幕后主使，不然的话，一个疯子怎么能闯入戒备深严的宫中，而且怎么能在众多的殿宇中偏偏闯入太子的宫中？因此，相当一部分人不想让这个案子这么快就结束，刑部主事王之寀就是其中之一。

　　五月十一日，王之寀在狱中借“提牢散饭”之机，私自套问张差“私诘其实”。他令人端饭到张差跟前，说：“吐实与饭，否则饿死。”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张差供出有人许诺给他几亩地，让他跟着一名太监入京。后来又有一个太监将他带到慈庆宫门前，给他一根木棍，让他打人，并承诺如果会救他出来。

　　王之寀得到这个口供如获至宝，他立即将供词呈报皇帝，并称张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要求“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王之寀的这一报告，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很多朝臣都将此事与立太子一事联系起来，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想借张差之手谋害太子。

　　于是朝臣们纷纷上疏，要求万历早日批下王之寀的报告，以便尽早审出事情的真相。

　　东林党一面随在其他朝臣之后，疏请尽早批下有关报告，一面由御史过庭训出面，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家的老底，“移文蓟州踪迹之”。

　　不久蓟州知州戚延龄确认张差在家中就已经得了疯癫病。但是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时，张差又有了新的供词，他供出给他引路的太监是庞保、刘成两人，并交待，这两人对他说：“打得小爷(太监对皇太子称小爷),吃有、著有”。

　　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张差的供述将祸水引向了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郑国泰急忙跳出来澄清，他赌咒说如果认识张差，就甘受寸斩，“曾一识面，即甘寸斩”。

　　看到事情越闹越大，万历不得不亲自出面平息事态。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万历与太子一起在慈宁宫召见文武大臣，召开发布会，以平息舆论。

　　万历指责大臣们有意离间其父子关系，他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大臣们说道：“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

　　朱常洛也对百官说：“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并学着万历的腔调责备群臣“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万历和太子现身说法，表演了一场父子亲情秀，平息了群臣的议论。

　　此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庞保、刘成两人也在狱中被暗杀，梃击案在一片孤疑中落下帷幕。

　　明宫三大案中，梃击案是最悬疑的一个，几百年来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事是国本之争的延续，与郑贵妃和福王脱不了干系。小编个人认为，这件事的本质是党争，与国本没有关系，而东林党人贼喊捉贼的可能性很大。理由如下：

　　首先，张差其人疯癫的情况是属实的。因为任何一个智商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为了几亩地进宫杀人，也不会为了一顿饭就招供，而且地方官蓟州知州戚延龄也查明张差确实是有疯癫病。

　　其次，张差绝不是孤身一人，背后必有主谋。张差作为一个没进过皇宫的平民百姓，其在皇宫中持梃进击，在千室万殿的情况下，毫无偏斜，恰好对准了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这也不大可能是偶然的，更不大可能是一个疯癫之人所能办到的，

　　第三，郑贵妃为了给福王争皇位而指使张差暗杀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刺客应该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而不是一个疯子，行凶的武器也应该是刀或枪而不应该是棍子。让一个疯于拿着一根棍子去杀太子简直是匪夷所思，有这种想法的人，纯粹是嫌自已活得时间长。惯看官场和宫中阴谋的郑贵妃，显然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

　　总之，疯子易于操纵，棍子不易伤人，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只能说明梃击太子只是在演戏。那么这出戏是演给谁看的呢？谁又是这出戏的导演呢？那就要看这出戏对谁有利了。

　　梃击案表面的受害者是太子，而实际上受害人是福王和郑贵妃，因为此事很自然地就让人想起谋害太子，而太子的竞争对手正是郑贵妃和福王，郑贵妃是不会演这出戏给自己惹嫌疑的。郑贵妃和福王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了，早在万历三十一年的《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就有人利用皇位的继承问题打击异己。

　　梃击案的另一个受害者是万历，甚至可以说万历是真正的受害者，郑贵妃不过是替罪羊。因为万历曾迟迟不立太子饱受批评，挺击案可以引发人们对万历更换太子的联想，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帝要亲自出马上演亲情秀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洗脱嫌疑。

　　而梃击案的真正受益者是东林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

　　万历末年，朝廷上形成了围剿东林党的局面，东林党日暮西山。造成种情况的原因正是由于万历对东林党的厌恶。梃击案一方面可以转移焦点缓解东林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反击厌恶东林党的万历帝。可以说，梃击案和之前发生的许多利用皇帝家事进行炒作的案件一样，目的都是要利用继承人问题打击万历帝。

　　一是东林党人式微后工作重点转向太子，核心人物汪文言与太子的亲信太监王安关系密切，因此具有带人进入太子宫的便利条件。

　　三是汪文言长于纵横捭阖，他曾经利用非东林党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非东林党人，是一个有谋略的人物。

　　东林党人在审理挺击案的过程中有炒作和制造矛盾的表现。私审张差，抛出张差第一次供词的王之寀是东林党人，正是他将梃击案放大，并上报万历皇帝。而主持刑部工作的张问达也是东林党人，张差后来供出的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都是在东林党人控制的刑部会审时形成的，这些供词都符合东林党的目标。而万历帝上演亲情秀，并杀死张差之后，张问达依然不依不饶，紧咬太监庞保、刘成，可谓非常积极。

　　总之，东林党人在梃击案中有动机，有条件，有表现，嫌疑大于郑贵妃。而太子本人后来很可能知道事件的真相，因此急于结案，他说的：“你们这些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这句话从语气和逻辑上看，是有所指的。

　　梃击案中，除了始作俑者王之寀最后被万历皇帝厌恶，寻了个理由夺职罢官流放以外，东林党人可谓大获全胜，不仅成功的稳住了与其交好的朱常洛的太子之位，而且沉重打击了依附郑贵妃的阉党，这也是后来阉党为梃击案翻案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