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儿子孙卓半年后，孙海洋的打拐之路仍在继续。他“希望推动法律修改，严惩人贩子”。

　　6月14日，孙海洋在社交媒体晒出孙卓案嫌疑人吴某龙的量刑建议书。他认为5年有期徒刑过轻，准备继续提起民事诉讼。

　　2007年至今的15年间，在打拐寻亲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寻亲成功”页面，还有2322个与孙卓相似的孩子。

　　“世界打拐日”，我们试图通过数千个寻亲成功的拐卖案例，还原他们经历的一切。

　　在寻亲网站上，八成以上的人都是“被动失踪”的，他们可能被拐卖，被送养，或被遗弃。

　　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拐卖常发生在陌生人贩子的身上。他们往往有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贩卖人口来谋取钱财。

　　但除了陌生人贩卖，还有近两成的案例是熟人作案。他们可能是邻居、老乡，甚至是亲戚和父母。

　　今年年初，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曾在微博发布长文，自称刚出生时，亲生父母为付彩礼，以6000元的价格将他卖了出去。

　　网友痛心和惊讶于刘学州的悲惨经历。可事实上，父母参与拐卖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他们的原生家庭和刘学州相似：家境贫困，孩子过多，或是孩子重病，负担不起。

　　在被拐人员中，超过六成都是男性。九成的男童集中在7岁以下：一个男婴儿，更容易成为被买家挑中的孩子。

　　相比之下，女孩的经历更为错综复杂。除了幼儿期的集中拐卖时段，青春期成为女孩拐卖的另一高峰。约47%的被拐女性年龄在10岁以后，相比被拐男性的0.3%，这个比例尤为突出。

　　人贩子常以介绍打工挣钱为由将她们骗出，由于年幼且没有学识，即使她们能意识到自己被拐，但也没能力出逃。

　　已经离家20年的顾佩琴回忆起15岁那年，她被人骗到江浙一带，跟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见面。“当时给我说的是打工，具体工作是做保姆。但是到了雇主家，对方告诉我，我就是被买来当媳妇的。”

　　孙海洋家附近是典型的城中村，4岁的孙卓晚上独自在家附近玩耍，被人贩子用玩具车和零食诱拐，嫌疑人正是城中村某商场的保安。

　　空间人流混杂且流动性大，监控设施不完善，加上父母的疏于监管，受害者家附近、市场、车站等都成为拐卖的高发地点。

　　糖果，面包，玩具，以及人贩子口中的哄骗，对一个学龄前的孩子而言，都是诱拐利器。

　　“他问小孩吃不吃糖果，小孩不理他。他就在小孩面前丢一块糖果，小孩就捡起来，他再丢一块小孩又捡，他就这样一块一块拿糖果把小孩哄走的。”民警抓获孙卓案嫌疑人后介绍道。

　　孙卓被拐后，孙海洋开始了他漫长的寻子路。他的身份不只是一名寻子的父亲，也是帮助被拐儿童回家的志愿者。14年间，他走过全国26个省份，搜集过成千上万个走失儿童的名单。

　　在日记《孙海洋的悲痛寻子路》中，孙海洋写过这么一句线年代起，无数儿童被人贩子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大批运往东南的潮汕福州沿海一带。”

　　这句话呈现了目前多数儿童的拐卖链路。谷雨数据梳理了寻亲成功的2000多个案例的始末地点，贵州、四川、云南成为拐出的高发地，福建、河南、广东、山东、江苏是被拐儿童的流入大省。

　　这与许多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学者将这种特征归纳为“西南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有研究把拐卖儿童犯罪归为一类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用“推拉模型”来解释这一发生机制，区域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梯度”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西南和东部的相对差异，促成了拐卖人口的区域流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被拐卖到千里之外，在1959条有地点记录的案例中，约14%被拐者在省内“回流”（即同省拐卖），这种“回流”多集中在广东、福建、河南等地。

　　粤闽豫三地拐出人员流入本地的比例分别为59%、78%和49%，也就是说，对拐卖流入高发地而言，从该地拐出的孩子，很大几率都留在了省内。

　　但距离上的优势并没有让他们早点回家，在拐卖收养这件事上，往往不只一个中间人参与，找到关键节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叶枫林6岁时被拐往同市邻区做养子，长大后他曾去找过几个经手人，始终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直到中间人相继去世。不到10公里的距离，回家整整用了60年。

　　电影《失孤》的父亲原型郭刚堂曾骑着摩托车，带着一面寻子的旗子奔走在路上。

　　他从山东聊城出发，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多年的时间里，行程超过40万公里，终于在儿子被拐24年后，找到路途的终点。

　　在所统计的被拐者案例中，寻亲成功前的平均离家时间是25.6年，53%的受害者在被拐20-30年间回家，离家时间最长的可达八十余年。

　　“找到”，远远不是寻亲成功家庭的最后归宿。重新相聚之后，因为漫长分离而产生的距离开始横亘在亲人之间。

　　认亲仪式上，镜头最常捕捉的是哭到失控的父母和多年未见的孩子紧紧相拥。但在无人关注的场下，他们都不得不开始面对更多的生疏和沉默。

　　相认是一个节点，意味着物理回家的结束，心理回家的开始。被拐者融入原生家庭比寻亲更加艰难，这对成年受害者而言更为如此。

　　郭刚堂骑摩托车寻子24年成功后，儿子郭振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生活，理由是“养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自身工作也已经在这里安定下来；同样寻子14年的夏先菊，在找回孩子半年后，被亲生儿子杨家鑫拉黑。

　　舆论在人情和法律的天平上不停摇摆，但被拐者面临的现实更为复杂，在性格、记忆、情感联结和社会关系的交织下，物理上的回家只是一个开始，心理上的回家需要更加长久的心理重建。

　　研究《被拐儿童生命历程变迁与原生家庭融入研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实证》里，西北大学教授李钢提到：在已接触的案例中，他估计成年被拐者主动融入家庭的不到三分之一。

　　李钢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道，现实往往和他们想象的不同，被拐者父母访谈时经常提到一句话，“找到孩子的时候，才真正失去了孩子”。

　　随着影视剧的宣传曝光，网上对被拐儿童回家的报道越来越多。《亲爱的》其中三个原型孙海洋、吴玉萍、彭高峰的孩子，都在21世纪初被拐，在刚成年的年纪回家。

　　从年龄上来看，他们是被拐中相对年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更多年龄更大的回家的被拐者，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他们才是寻亲成功的大多数。

　　纵观被拐儿童时间线年代起，人口拐卖数量开始激增，自1985年之后的十年里，人口拐卖数量到达高峰期。

　　在拐卖妇女、儿童罪入刑，以及20世纪末多次开展的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合力下，拐卖数量急剧下降。

　　在不断完善的法律之外，技术的发展也在加快被拐儿童的回家速度。2009年，公安部建立打拐DNA数据库。也正是从2010年前后开始，被拐者回归家庭的案例数量快速增长。

　　采血检测DNA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是寻找孩子的捷径，一旦数据进入DNA数据库就能自动比对，即使被拐多年之后体貌特征发生变化，身份难以识别，警方依然可以通过DNA数据准确、快速地认定被拐儿童的身份。